如果不算娶徐熙媛为妻的话,汪小菲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2月的某一天。他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日子,但永远难忘那天的情景:他率领俏江南团队一行四五人,推着一辆拉货车走进2008年北京奥运会餐饮服务商竞标会场。拉货车上摞着五个大纸箱子,每个纸箱里装着一套俏江南为这次竞标精心制作的标书,每套长达3000多页,五套加起来总共16000多页。当这辆满满当当的送货车被拉进会场的那一刻,先到的同行们竟然情不自禁一道鼓起掌来。现场开标时,俏江南的标书显得鹤立鸡群,大多数企业上交的标书只有几页、几十页,有人当场打起了退堂鼓:“标书这么寒碜还拿过去?我们回去再做做吧?”奥组委官员一摆手,“都送过来了,放着吧!”有几个企业自惭形秽,一声不响就撤了。
“十拿九稳。”虽然还得经过三次答辩才能确定中标企业,但汪小菲打开纸箱时,已经笃定,“我们这个项目肯定成了。”
其实俏江南差点错过成为北京奥运会餐饮服务商的机会。接到奥组委官员邀请俏江南参加竞标的电话时,汪小菲正发高烧。迷迷糊糊的他撂下电话就忘了,后来隐隐约约想起有这么一回事,赶紧联系奥组委,一看日历,离竞标只剩23天了。凭着在国外写论文做PPT的经验,以及对奥运会的高度重视,他马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这是我在法国和加拿大学到的东西:一定要系统。”汪小菲说,“我带上了我店内最了解情况、最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店长,这个店长负责采购这块,另一个店长带一个团队负责HR这块,这个经理负责财务测算这块,那个市场部经理负责设计这块,物流这块交给采购部,每个人都有负责的,带一个团队。该外包外包、该自己做自己做,奋战了20天,总算及时把标书制作出来了。”
这是汪小菲吗?也许不是,起码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汪小菲。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汪小菲是个纨绔子弟、“京城四少”之一。身为俏江南餐饮集团的少东家,汪符合人们对于“花花公子”的一切想象:年少多金,高大帅气,风度翩翩,留过学镀过金,对了,身体里还流着蓝血—汪小菲是满族人,汪称,自家本姓金,那是满清宗室的姓氏,“文革”时为避祸才改姓汪。
从八卦小报上,人们得知自己所料非虚:汪小菲生活奢侈、一掷千金,用的是30万的手机,开的是400万的法拉利。女明星当然一定是要泡的,媒体给汪小菲开出的名单上计有黄奕、周迅、章子怡、张雨绮、大S(徐熙媛)等,虽然他吞了最后一位的金钩,但婚后仍然和某嫩模传出过绯闻。他和大S这对夫妻在三姑六婆嘴边美誉度不高,两口子先是和张朝阳吵架,后来又爆出“诈捐”的丑闻人们盖棺论定:丫就是一浪子!
这是汪小菲吗?也许不是,起码不是汪小菲眼中的自己。他说法拉利纯属子虚乌有,他从没买过跑车,现在的座驾是一辆原本属于老爸的奥迪A8,别说飙车了,有司机,自己压根就不开;传言中30万的手机,记者采访时汪就拿在手上,30万不可能,3000稍微有点少。说到和大S的婚姻,“我喜欢她有什么错吗?”汪小菲反问,“她只是正好是个演员而已。”至于“诈捐门”,翻翻汪小菲的微博就能找到他捐款的发票,数额是人民币200万。提及“京城四少”这顶帽子,汪小菲愧不敢当,“配不上,人家原来那四少是什么人呀?张学良!张伯驹!跟人家差太远了。”
说到一掷千金,这个倒确实可以有。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当天,汪小菲就豪爽了一把。4月20日,有人发了一条微博,说海南有一8个月大的女婴需要做肝移植,呼吁网友购买女婴父母种植的芒果以助其筹款。那些芒果大概有一万斤。汪小菲转发道:“作为餐饮企业,既救人又能让客人品尝美味。我们全部认购了。”汪说,由他参与发起的旨在救治胆闭儿童的“新肝计划”,已经帮助50多人实施了手术。
汪小菲说,自己其实是个挺乏味的人,除了周六跟朋友去嘉里中心打打篮球,没什么爱好。到现在为止,连话剧都没看过。看电影也很少去电影院,就和老婆窝在家里看。“几乎全部时间、全部心思都花在工作上了。”坐在沙发上的他放松了一下四肢,显得有些疲倦。
啊哈——这看上去很像是又一条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谎言。一个合格的花花公子应该将大把时间挥霍在夜场、轰趴和海滩才对。但这位去年6月正式成为俏江南集团CEO的年轻人身体略微前倾,一脸认真地说:“我真的很想把企业做好。如果说我有什么理想的话,这个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久得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汪小菲提供的确切时间是小学三年级。汪父当时做食品生意,养了很多猪,还开厂子生产豆制品,汪小菲当时每周末去父亲厂子里,觉得“很好玩”,那时他产生了经商的念头。这种对做生意的兴趣也许是遗传:双亲都是商人,爷爷也是生意人。汪小菲自己在小学三四年级就体现出了一些“天赋”,他和一个同学一起开了一个租书店,当时流行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七龙珠》之类,两人把自己买来看过的漫画书收集整理好,弄了个小书架,租给同学看,“一本卖1块2或者1块5,租看一次3毛钱,限定你一天就还回来,有些同学当天没租到,还专门预约呢。”
汪小菲的第一笔生意盈利还不错,每天有三四块钱的收入,对小孩子来说差不多是巨款。不过那时候他显然还不具备资本运作的远见和雄心,赚的钱都买冰棍和烤串吃了。
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念头,在2001年越发强烈。但不是因为俏江南已经开张,而是缘于死亡。1999年,汪小菲的舅舅在一天下班途中由于意外去世了。汪小菲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有个自己的医院,”舅舅的遭遇让他觉得,一个人离开人世时的状态很重要,“让很多人能在医院里面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是我在加拿大给人生设立的唯一目标。”他知道,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富有起来,这个目标才会实现。
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说。立志跟戒烟一样,每天都能搞他个好几回。汪小菲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自然也曾经迷茫过。2008年初,汪小菲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他“最讨厌听到的就是有人说他们家是开餐馆的,在中国,餐饮业被认为是三教九流的行业,什么人都能干,从业人员素质比较低,这点我绝对不否认”—这里面隐藏的自卑触目惊心。汪小菲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但解释说,现在他恰恰又有不同的想法,“我特别感激人家说我是厨子,你要说我是厨子、说我开饭馆的,我打心里谢谢您!我就是想把这行干好,我就是干这个的。”他低下头又扬起来,看着记者重复了一遍,“确实就那么回事,我确实很感激。”
关于自卑和耻辱感,在汪小菲身上还有一个故事。
跟很多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汪小菲也遭遇过种族歧视,那是在法国留学时,1998年,他17岁。当时汪小菲要回国,为了省500法郎,没有买从巴黎直飞北京的机票,而是到法兰克福转机。在当地机场要等三四十个小时,过安检的时候,一个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跟汪小菲说:“你跟我走一趟!”汪问为什么,那人说怀疑他是非法移民。
汪小菲说,工作人员压根没什么证据,“就借机找点中国人的事儿。”那人找了个中文翻译,问了汪小菲好几遍,“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汪小菲说我叫汪小菲、汪小菲,“后来才明白,他是看你一说错了就给你抓起来了。”虽然没说错名字,但汪小菲还是被关到监狱里去了,没有任何理由。“就给我放在机场监狱里,全是白房子,用海绵裹着的大白管儿灯,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呦!不是说咱吃不了这苦、受不了这罪,那种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特别大!”
这一关就是两天。白天让汪小菲在监狱里待着,晚上不给他安排睡觉的地方,只能在机场里边的铁凳子上蜷着,“很屈辱,”他说,“真的。”
这次遭遇激起了汪小菲的“爱国”情绪。后来,有韩国人和日本人喜欢倒LV的包,但当时LV有限额规定,于是这些人就找中国留学生带,一人给500法郎,汪小菲不但坚决拒绝,而且他要求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都不能去。
当然,在巴黎,汪小菲收获的不只是愤怒,“你还得反思,否则就白去了”,徜徉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高雅的艺术之间,汪小菲惊叹羡慕之余,也生出了一个念头:以后一定要把餐馆开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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