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街那道城墙外，便有菜市场，慢慢地就有了大差市和小差市的名字。

　　张永池说，名人们住着牢固的水泥房或砖房，但穷人们却只能躲避在茅草和稀泥搭建的屋子里。放眼整条建国路，贫民区还是占了大多数，这里是个典型的贫富差距大的地方。

　　195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10岁的张永池小脸通红地往家赶，天冷，他想早点回到温暖的家。但路过建国路北口时，也停下了脚步。

　　虽是冬夜，但这里热气蒸腾，香气扑鼻。卖烧鸡的、卖杂肝汤的……各式各样的小吃组成了一个夜市，卖吃食的小贩们挑着扁担而来，食客或站或坐地围在扁担周围，啃一口热腾腾的鸡腿，还不忘用舌头把嘴边的油舔干净。

　　张永池也馋了，他吃了碗汤圆，最后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时光已过58年，张永池也从孩童变成了老人，听力也有些模糊了。但回忆起当年的那碗汤圆，“香！真香！”张永池说，“又甜，又软，筷子夹不住，我都得用勺子舀呢。”

　　作为西安的老居民，张永池在建国路生活超过了60年。而那碗汤圆和那个夜市，是他童年时对建国路最深刻的记忆。

　　建国路，根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这是一条位于西安城内东南角的街道，南北走向，全长775米。此外，这里在清朝光绪年间曾名为小差市，1952年更名为建国路。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西安老街巷》一书，专门就小差市何时更名为建国路做了考证，得出了“建国路的命名，应早不过1943年5月，晚不过1944年6月”的结论。而张永池也透露，“建国路”之名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前。

　　这条路为何叫建国路，史料少有记述。《西安老街巷一书》中曾提及，“小差市”在新中国成立前更名“建国路”，是因彼时“抗战建国”的口号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然而，不论何时更名为“建国路”，大家对它此前“小差市”的名字，是没有异议的。如今，途经东大街的公交车都有“大差市”一站，而现在的“建国路”，曾经的“小差市”，就在大差市的东边。

　　张永池说不清“大、小差市”的名字因何而来。对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史红帅解释，“差”是由“菜”谐音而来，大、小差市在清朝，“其实就是菜市场。”史红帅说。

　　据史红帅介绍，如今的城墙是明城墙，但在清朝时，“明城墙内还有城墙，”他说，东大街在清朝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一段城墙。”这道城墙将老西安城的东侧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而南边，“也就是建国路所在那部分是军事区，屯兵、训练均在此。”

　　“当时的满族人几乎不经商，但总要购买生活用品，”史红帅说，“东大街那道城墙外，便有菜市场，慢慢地就有了大差市和小差市的名字。”

　　在那段城墙上，曾开有两个城门方便居民出入，一个叫端履门；另一个门，“和北京现在的一个旅游景点名字——大栅栏同名，”史红帅说，此门虽早已不存在，“但当年，应该就正对着开在建国路的北口。”

　　对于前清的往事，张永池是没有任何记忆的。他对建国路的感情，都是从1950年来到西安并定居后才慢慢积累。路北口的那个夜市，“每天晚上要开到10点才收摊，好多从民乐园听戏回家的人，都要到这吃一点。”张永池说。

　　近日，记者从建国门进建国路步行往南，整条街道都充满着热闹劲儿，饭馆一路从南开到北，一到夜间，大小饭馆坐满食客，他们的私家车也把这条不算宽敞的街道塞得满满当当。

　　陕西省政协位于此路中段，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张学良公馆已近建国路北头。建国路两侧，巷子很多，东边是建国一巷至六巷等；而西边更多，从东一道巷排到了东十一道巷……像毛细血管一般，连通着建国路和附近其他主要街道。

　　但在清朝，甚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繁华，仅限于建国路北口。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墙还没有建国门。越往南，建国路越安静，也显得贫困。“建国路所在的城区东南部分，自清朝时就不是繁华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商业，”史红帅说，当年的繁华地区要数城西南，也就是五味什字、南院门那一片。

　　同时，城东南在清朝时为军事区，也限制了这地方商业的发展。“这里，算是清朝和民国初期西安一个幽静的地方。”史红帅介绍，也正是因为幽静，不少名人、富人愿意在这里买地、盖房，自在地生活，地价也相对便宜。

　　史红帅的说法，在张永池处得到了印证，在他的记忆中，建国路上的四合院不少，“都是当时贵人居住的。”张永池说。据资料显示，国民党84军军长高桂滋在这里修建了公馆；张学良在这里有公馆；国军师长孙沧浪在此也修建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西安市市长王友直的宅院……“张灵甫的副官，在这也有四合院，”张永池补充，“我和他儿子还是同学呢。”

　　张永池回忆，名人的公馆占地大，不仅有砖房、洋楼，还有花园、果园。

　　然而，放眼整条建国路，“贫民区还是占了大多数，这里是个典型的贫富差距大的地方。”张永池说。名人们住着牢固的水泥房或砖房，但穷人们却只能躲避在茅草和稀泥搭建的屋子里。

　　据张永池回忆，建国路中段的路西曾有个四五米深的大坑，那旁边密密麻麻住着贫民，甚至大坑里也住着人，茅草屋一间挨着一间，进门都要先低头，人多了，在屋子里转个身也难。“别说茅草屋，建国路离城墙近，有时候穷人就在城墙挖个洞，只要人能躺进去，就算个家。”张永池的老伴在一旁补充道。“轰……”这是张永池在阴雨天气里经常听见的声音，它不是雷声，“而是茅草屋倒塌的声音，”张永池回忆，只要到了连阴雨天，这声音几乎少不了的，一声闷响，就意味着一间茅草屋倒了。

　　如今的建国路，两边高楼林立，但在张永池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国路除了名人的两三层建筑外，都是平房。上世纪60年代后，城墙修了建国门，建国路南头被打通，更多的居民开始在这里安家，现有地方不够住，那些曾经的名人们的院子也渐渐被平民所用。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建国路开始改造，平房大面积地拆除，像张永池这样的居民都在两三年内，住上了回迁的楼房，漏雨和积水的日子才逐渐远去。本报记者冯强

　　逸事

　　蒋介石被关押的地方就在建国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后在西安的两个地方被关押，一个是现位于陕西省政府内的“黄楼”，但只待了两天即被转移。第二个关押地就在建国路，是张学良公馆？

　　不，是张公馆隔壁的高桂滋公馆。

　　如今，高桂滋公馆已成陕西省作协办公所在地。

　　高桂滋公馆的建筑和装修水平，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安城，绝对算得上精致。据《西安老街巷》一书介绍，公馆建于1933年，高桂滋专门从上海买来水泥、红松、花瓷砖等高级建筑材料修建。公馆还建了锅炉房和水塔，内设暖气和洗澡设施，楼前还有喷水的水池。如今，公馆旧址外，当年的喷泉水池保留了下来。据常来此处的人说，喷泉至今仍能喷水。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被关押在高公馆时，公馆刚刚建好正在装修，他先于主人高桂滋一家“入住”其中。1936年的中国，内忧外患，高公馆成了整个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大家在等待着、猜测着、煎熬着，各方利益在空前地博弈着。蒋介石在高公馆度过了他难熬的11天后，终于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此形成。

　　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高桂滋将自己的公馆作价捐献给国家，他将捐房所得款项购买了一架战斗机，赠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56年，公馆被分给陕西省作协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历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农林部副部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59年1月因病去世，灵柩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