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朱信凯教授表示，调低CPI体系中农食类产品权重势在必行。食品在我国现行CPI构成中的权重占34%，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当时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而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降低了约30个百分点。农食产品类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农食产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自然也会相应下降。然而，目前农业品和食品价格在我国CPI构成中的比重却没有相应调整，这很难反映经济运行和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化。

　　其实，住房、能源和各项服务的费用支出比例在增加，其价格也不断高涨。据统计，今年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5%。若剔除权重因素，近年来我国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远大于农产品价格。

　　今天，农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但是农产品价格在经济社会中的敏感度却大为提高。这说明，“米袋子”“菜篮子”始终是广大群众关切的问题，农业的基础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农产品价格出现过快上涨，或者波动过大，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也必将殃及“三农”发展。在通胀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要对农产品价格出现过快上涨苗头及时预警。9月初，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并出台了抑制菜价过快增长的针对性措施。

　　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要一手抓发展农业生产不动摇，一手抓深化改革不放松，应研究建立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机会成本及城市低收入群体补贴的双联动价格调控机制，既让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上升步调一致，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又让城市低收入群体补贴水平能赶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缓解农民增收与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的矛盾。(记者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