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场的雅士利集团公司外事总监陈敏辉说，郭利说如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将找外国媒体，还想找美国大使馆反映其公司的情况。

　　段庚惠强调，在之后的多次联系中，郭利均以通过媒体报道、让外国机构介入调查等方式造成雅士利公司和施恩公司破产相威胁，提出索要上述款项。

　　郭利的代理律师张燕生则表示：“他们骗郭利说‘你再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照实说，再跟段总去接触，可以继续再沟通，也都没有问题’，‘你们提出的想法，我们要向老板汇报，尽快解决就完了’。郭利对此信以为真。”正是在施恩公司“想听”郭利说的情况下，郭利才又提出300万元索赔款的要求，段庚惠随即要求郭利将300万元索赔要求写成书面的申请书。

　　当晚，施恩公司和雅士利集团公司认为他们拿到了郭利“敲诈勒索”300万元的罪证。第二天，他们就到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拿到40万元后，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竟然于2009年6月29日，再次向我集团公司索要300万元的无理、违法要求。”

　　奶粉商被指“钓鱼式”谈判

　　张燕生指出，施恩公司的注册地点在广州，施恩公司没有在广州或北京“报案”，而是由雅士利集团公司出面在潮安县“报案”，而事实上本案与雅士利集团公司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这其中的问题令人玩味。

　　张燕生告诉记者，此后，从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7月22日郭利被抓为止，施恩、雅士利公司与郭利的电话和面谈多达19次，其中面谈就有4次。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郭利的母亲辛宏说：“从厂家嘴里说的意思是，我们董事长对你们小孩的健康非常关心，到现在这一步我们要负责，说你可以接着谈。厂家老给他打电话，他不明就里啊，还觉得这个厂家挺负责的，这么认真谈。每次其实对方都带录音机了，一直这么‘钓鱼’、诱导他。”

　　郭建廷说，郭利对于媒体曝光问题的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他针对段庚惠提起的不要进行媒体曝光的话题说：“我左右不了媒体，媒体这边……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正面的回应就完了，我也不用躲。”

　　2009年7月21日，段庚惠以继续与郭利商谈“索赔”问题为由，与郭利约定在杭州见面。第二天，段庚惠带领潮安县公安局警察到场将郭利抓获。

　　对于施恩“钓鱼”引诱郭利的说法，一审法院认为，从郭利处提取的其于2009年6月15日再次购进“施恩”牌婴幼儿奶粉的购物小票以及2009年6月25日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内容分析，郭利与施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在与段庚惠再次联系之前，主观上已有向施恩公司索取300万元的意图。“钓鱼”说法不成立。

　　2010年1月12日，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郭利不服提出上诉。2月4日，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谈起此案，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觉得“荒唐”。他告诉记者，郭利的维权行为不排除有瑕疵，“利用别人的短处提出无理要求”，但作为受害方的郭利是有权利提出要求的。至于其要求是否超出合理范围，是属于民事法律调节的范围。

　　田文昌说，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法律完全允许消费者与商家之间进行协商谈判。在谈判中，不管提出索赔的金额有多少，提起的次数有多少，只要提出的事项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都是不违反法律的。特别是通过谈判与商家自愿达成一致，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了一个数额，这个数额无论多少，只要是双方出于自愿且不被法律禁止都是合法的。因此，即使郭利再次向施恩公司提出索赔300万元用于购买孩子终身保险并用于弥补自己因此耽误的误工损失等，都是合法的。

　　请求权是受害的消费者的权利，田文昌认为，“即使3000万元也无不可，这是典型的民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