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一个拯救者都曾有过被拯救的时刻。潘刚永远无法忘记7岁那年的冬天，那时贪玩儿的他掉进了水井里。爸爸飞奔过来，想都没想就跳进水井里。因为身体轻，潘刚漂在冰面上，但父亲却沉在水底，他用尽全力将潘刚举过头顶。很快，潘刚被托上去了，但因为井口被冰冻得太小，救援人员花了很久，用冰锥把井口重新扩宽，父亲在内蒙古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的冰水里，足足站了两个小时，才得救。

　　一到春节时，他家就是全县城最热闹的所在，因为，全国各地都有学生不远千里来看潘刚父母，父母都忘记了学生的名字，可是学生们坚持认为，是老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没有老师，就没有他们今天。

　　老师在当地是一种很高级的职业，因为老师会将一个人化腐朽为神奇，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会得到这样一份尊重。父母经常会带一大群孩子回家补习，而家里除了兄弟姐妹五个还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太太和一个与疾病抗争的大姨，简朴的生活和热闹的家庭，这是潘刚童年主色调。这些关于往事的回忆是在一个问题之后引发的：和你一起做操作工的人很多，但为什么只有你站在山顶？

　　没有人不喜欢做英雄。70年代生人尤其如此，对他们来说，英雄主义情怀已经为人生上好了色调，对潘刚，尤其如此。也许他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也许当父亲跳下冰窟那一瞬间，他就被刻上了烙印：要做一个拯救者。他在一个几乎可以被评为全国五好的家庭里长大，他希望做一个圣贤达人，他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倍受瞩目的人，他希望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他希望自己可以放射出光芒。这些希望都裹胁在模糊的云雾中，隐藏在对父母的仰慕和推崇中。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很大雄心的人，否则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在26岁时就成为资产数十亿的大企业最核心部门的负责人。

　　当第一次走进伊利这个街道小厂时，尽管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但职务就是一名操作工，当时有些同学进国家机关，他没有任何背景，只能从最基层做起。但能留在城市，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时生产条件很差，车间地下全是水，老工人都有雨鞋，那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潘刚初来乍到，连双雨鞋也买不起，就老老实实穿着很薄的鞋，脚上生了冻疮，晚上一揭袜子血淋淋，直到一个老工人看不过去借他一双，这才给他解了围。

　　过了一阵潘刚忽然找来组长，告诉他如果管线重新设计一下，大家会省很多力气。组长将信将疑按他方案做了，果然如此。此时的潘刚，尽管还只是一个连双雨鞋都买不起的新工人，但已经胆子大到可以给领导提合理化建议。

　　很快，潘刚升为质检员，这个职务也许是公司里最炙手可热的，但显然到了他手里却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还不习惯于以质检来控制标准的行业。当他公布结果后，那些被点名的部门头头纷纷找他“沟通”，希望他能“重新”检测，但潘刚的答案是不。当然，当他勇敢地说不的时候，不知已经反复检测过多少遍了。

　　但对潘刚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而是晚上在哪儿睡。1992年，他工资只有一百来块钱，公司没有宿舍，他连房子都租不起，只有到学校借宿，后来又搬到动力机房的值班室，一个铁楼梯上的小房子，下面全是轰鸣的机器。制冷机一运转，整个屋子就剧烈颤动，如海浪中的小船。

　　后来成了质检员后，总算进了办公室，他就在化验室的更衣室里住宿。那时他每天五六点起来，因为惦记着人家还要上班。这么多年也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无论他熬多晚，他总准时在5点起来，再也无法安眠。后来，他的睡觉问题终于解决了，他和几个大学生把家属院的简易自行车车库当成宿舍。潘刚在这个四处漏风的“宿舍”里，觉得很满意。

　　就在他做质检员已经做得心应手的时候，工资已经有300元了，1993年7月公司决定在新开发区做冷饮项目，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项目没有信心都不愿意去。更何况那里离市区有10公里，也不通公共汽车，一到冬天刮着白毛风，下着大雪，非常冷，所谓的开发区，其实就是一大片乱坟岗，去那里和流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