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抗战遗迹寻访"再出发 寻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陈慕华“连累”了自己的叔父

　　“八办”所在的七贤庄，最早是德国共产党员冯海伯租下一号院行医的，名义上看病实际上是帮助中共采购转运各种医药器械。根据“西安事变”国共两党根据达成的协议，七贤庄一号院门外1937年8月正式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注：简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设在国统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八办”，包括一些临时机构，多达几十个。

　　这些办事机构的合法性，并没有换来安然无恙，相反，正如西安“八办”一样，围绕七贤庄，种种暗流始终在那所院子周围涌动。

　　1938年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坐着国民党高官的小汽车来到了“八办”，咨询奔赴延安的事宜。宣侠父接待了她，深入交流了很多有关延安的信息。是年“三八妇女节”后不久，林伯渠找她谈话，正式通知了她去延安的消息。谁能想到，这位国民党要员的侄女后来成了中共著名的领导人——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谁又能想到，这位年轻的女生因为乘坐的小汽车而被七贤庄周围的特务盯梢，导致后来连累了自己的叔父、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陈栖霞，引来大祸。

　　据曾在西安“八办”秘书科工作的孔石泉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办事处周围密布了大量特务。从历史资料中获知，当时陕西省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七贤庄对面设立有隐蔽的监视点，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务总部联系。

　　从1941年西安“八办”的“上半年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险恶：“8月20日曾有一酱油铺因为同我们做买卖而被捕并罚款600元”、（“八办”工作人员）“如果是到医院治病，而医院就受警告与监视”。

　　当然，“八办”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其“反侦察反监视反控制”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表面上“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罗青长兼任机要秘书。这个配置相当的高，若干年后，这些排长、班长、秘书，有的成了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有的成了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暗地里，罗青长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在“八办”情报部门之外，西安市内还有多个情报系统。

　　据罗青长后代回忆，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曾冒险从一个“思想发生动摇”的地下党员家里取回存放情报机密文件的保险箱，但在预定接头地点等了半天，却没有等到来接头的联络员。此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小学生的书包都要检查。”情急之下，罗青长冒险带着保险箱坐黄包车，将保险箱压在座位底下“闯关”，最终凭借身上穿的胡宗南部的中尉军装，安全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不过，这些“暗战”内幕都是多年后才陆续披露出来的。当时的西安“八办”，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招生办”，一个驿站，一所大旅店。

　　贺敬之等名人纷纷涌向“八办”

　　1940年的一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了几位年轻人，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西安，准备去延安报考“鲁迅艺术学院”。其中一位年轻人，就是诗人贺敬之。

　　那个时候，“八办”每天都要接待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年轻的漫画家华君武曾是上海的普通职员，但他的漫画已经开始在国内声名鹊起。后来在好友黄嘉音资助下，先辗转来到武汉“八办”结识了负责人李克农，然后李克农写信推荐华来西安“八办”找林伯渠，后来进入延安鲁艺学习。

　　从1935年到1947年，在七贤庄，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准备去延安的人不计其数。据两位美国学者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军人。

　　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鲁艺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中共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

　　原福州军区医院院长梁铎多年后回忆道：“我们半夜出发，一路行走到西安“八办”，先住下，谈话，了解我们的情况，很高兴通过考核之后，同意我们去。然后体检，通知我们一起去北方。”而当时他只有14岁。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八办”是连接延安和世界的重要纽带，许多国际友人正是在“八办”得到支持和帮助前往延安的。《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曾经3次到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办事处的帮助下北上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著名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去延安前，也曾在“八办”驻留了两个多星期，为伤病员在地下室做手术；还有印度援华队的柯棣华，也是从“八办”到延安。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