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14日 登录论坛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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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尽铅华后重新歌唱中国精神之“勇”在新时代的弘扬

来源: 华商网  2013-08-14 09:18 http://food.hsw.cn 版权声明

  数千年的人文积淀,造就了真正的中国精神,让中华文化有足够的魄力去将历史这方天空稳稳当当地撑起,让中华民族有足够的毅力去将历史继续演绎下去。这浩瀚而伟大的中国精神,表现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特征,概括而言则为“勇”、“智”、“敏”、“仁”四字。而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精神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内涵与精髓,与儒家文化中的“勇”、“智”、“仁”三达德一脉相承。我们这里着重论述的就是中国精神之“勇”的各种内涵和在当前社会的重新定位与绽放。

  一、儒家关于“勇”的各种含义

  《说文解字注》曰“勇,气也”,即敢做敢为毫不畏惧的气魄。学界则认为,“勇敢”是为实现一定道德目的而不怕困难、危险和牺牲的精神和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一种肯定性评价的道德范畴。可见,“勇”有着丰富的内涵。“勇”列于儒家三达德—— “仁”“知”、“勇”的第三位,我们就通过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来领会其内涵。

  1、孔门“勇”的释义

  孔子对于“勇”的理解不仅仅包含在孔子自己的修身上,也涵括在孔子对其弟子子路和子夏的教导中。

  孔子使用的“勇”的意义——仁知义之勇

  孔子主张:“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儒家“三达德”思想的渊源,君子如果兼备“智、仁、勇”,就能实现儒家之“道”。在“仁”与“勇”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说明在孔子心中,“仁”为“勇”的根本,“勇”是实现“仁”的途径。从上述言论可知,孔子理想中的“勇”决非胆大妄为,而是“仁”、“智”、“勇”三者相互结合的“仁知之勇”,这是儒家之“勇”的真正内涵,也是君子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且孔子反对行为上恃勇妄为和观念上以武论勇,他主张把这样的“勇”纳于“仁”、“义”的目标之下,“勇”要以“义”为原则,君子有“勇”无“义”,就会捣乱造反;小人有“勇”无“义”,就会成为土匪强盗。

  以“仁”为根本,以“智”为导航,以“义”为原则,以“道”为归宿,这便是孔子的心得,也是孔子期望的理想人格。孔子的“勇”论开创了儒家一系的“勇”的学说,也促成中华民族敢担道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

  子路对“勇”的诠释——侠义精神的化身

  子路原本是个勇敢、鲁莽的人,在孔子悉心的教导下,子路的“勇”中增添了不少“义”的成分。然而,由于他身上的“野”性太重,加之为学不精,所以子路常常表现出一种“侠义之勇”。

  子路初见孔子时,“冠雄鸡,佩豭豚”,并“陵暴孔子”,后来孔子“设礼稍诱子路”,才使“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可见,子路生性粗野,即使在“圣人”面前也毫无收敛。孔子曾教导子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智”、“信”、“直”、“勇”、“刚”这六字道出了孔子对子路的殷切期望,希望他用这六字改造自我,提高修养,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至真至善至信之人。

  “儒士在社会缺乏自由的时候,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推翻独夫民贼来重建有限的自由,侠客则是你不给我自由,我就游离于律法礼制之外用暴力争取自由。”由此可知,儒士与侠客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孔子主张通过修身养性来践行忠义,追求儒家道义。而侠客则无视律法礼制,凭借武力,率性而为,这与儒家文化格格不入。正如刘飞滨先生所言:“实际上,整个侠文化都带有一种与传统文化主流相悖的反正统倾向。它所呈现的是相逆于正统文化规范的江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将侠文化视为儒家文化的一种排斥和反叛。那么,子路身上这种侠义精神则正是他本身拥有的侠客精神的儒家化的结果。

  子夏对“勇”的诠释——融合“仁”与“智”的归宿化身

  子夏之“勇”以“智”为前提。孔子曾说:“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孔子认为君子应通过后天学习而明事理,知礼仪,如果好“勇”而无“智”,就会捣乱闯祸,最终会同子路一样,虽然在“勇”方面超出了其他弟子,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无所取材”。

  子夏之“勇”以“礼”为规范。子夏曾在卫灵公面前与赵简子论“勇”:“吾尝与子从君而西见赵简子,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者,子耶我耶?”我们从这段话中可得知,赵简子“披发杖矛”见卫君,这是对卫君无礼。子夏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见到赵简子对自己侍奉的君主无礼时,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而奋不顾身。这表明子夏将“礼”放在生死之上,在儒家之“礼”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他不惜舍身护“礼”。他之后又说道:“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与子从君而东至阿,遭齐君重鞇而坐。吾君单鞇而坐。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礼,诸侯相见,不宜相临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因为卫国弱小而齐国强大,卫国需求助齐国对抗晋国,所以,卫君在会见齐君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齐君的歧视。这对子夏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子夏临危不惧,据“礼”力争,从而很好地保全了卫国的尊严。

  子夏在孔门求学期间就很好地领会和继承了孔子“勇”的思想,他将“智”作为前提,“礼”作为规范,“仁”作为归宿,使“勇”与“仁”、“智”相互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理想人格,终生追求,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儒家之“勇”的真正代表。

  2、孟子对于“勇”的诠释——王道与仁政的守护者

  孟子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勇”的思想,并将儒家之“勇”分为“大勇”和“小勇”。

  《孟子见梁惠王章句下》篇中有孟子与齐宣王极为贴切和精彩的一段对话: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由上文可看出,齐宣王认为自己是个“好勇”之士,孟子讽刺他,随后举出“武王之勇”和“文王之勇”的事例,提出施行王道、仁政,才能称为“勇”。可见孟子将“匹夫之勇”视为“小勇”,施行王道、仁政的行为视为“大勇”。

  二、“勇”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

  上文所论,乃是“勇”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状况。古人所说的“勇”,乃儒家三达德之一,是人们立身行事的要求。“勇”起于知,合于礼,发乎仁。这就构成了儒家关于“勇”的核心理念,并随着儒学的发展和壮大延续至今。但是,儒家学说中关于“勇”的理论学说有多少是适用于现代社会的,还需要我们加以批判性的继承。儒学所谓的“礼”,乃是维护周礼。这就使得“礼”的部分内容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我们所要的“礼”是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是可以促进社会向着富强和谐的方向发展,这种“礼”是新时期下的符合当下社会语境的“礼”,是我们对儒家所讲的“礼”结合实际进行损益的结果。儒学从孔子创立到孟子的发展,再到汉唐宋元明,经历了数不尽的变化发展。这种变化发展是与社会博弈的结果。与此相适应,作为儒家三达德之一的“勇”,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的赋予新的内涵,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勇”在当下的解读,更多的被赋予了一种时代所特有的色彩。下文就对“勇”的脉络进行梳理,阐述“勇”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并结合当下实际,解读“勇”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对于“勇”的理解及“勇”的生存状态

  现代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已经使得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使得西方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进入中国并为一部分人所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国家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缺席。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面临困境。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环,“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传统道德的发展。这就让本身含义丰富的“勇”在当下变为单一的“见义勇为”。不断地缩小其内核。这就使得“勇”的生存空间大大压缩,而其自身所包含的“智、礼、仁”也消失殆尽。并且,在经济至上的语境下,“勇”欲得一“见义勇为”而不可。

  第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使得“勇”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高节奏的现代生活催生了一批快餐文化,轻阅读和读图时代的到来以及通讯工具和实时互联网终端的发明,大大压缩了人们品读祖先智慧的时间和空间。“勇”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在当下被不断的社会化、世俗化,甚至媚俗化,令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受冰封。

  第三,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下,人们普遍心浮气躁。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则出现浅尝辄止的现象。这导致“勇”的概念被简单化,以致于失去了其本身所传承的精神内核,这是最宝贵的——对于传统文化来说。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勇”在当今社会的生存不容乐观。连“见义勇为”也成为了试探和嘲笑的对象。“勇”的缺失,导致社会的冷漠加剧,于是“老人倒地无人扶”、“小月月事件”才会屡次让人心寒。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要复兴“勇”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介绍其精神价值,并在社会中广泛的宣传国学,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并以此为契机,更加广泛的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加强对儒家正确思想的领悟和实践。《诗经》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及,心向往之。”面对“勇”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只有回到儒家对于“勇”的全面解读,才可以实现“勇”的最终目标。现代社会“勇”的缺失,造成社会勇气与硬气的不足,缺少血性。而一个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就是“勇”的重新提倡。如果我们说“仁义礼智信”是一个社会的内脏器官,那么“勇”则是社会的骨架。如同一个人,没有内脏器官和没有骨架同样不能生存。儒家讲“勇者,气也”,我们又说“骨气”,就是将“勇”作为“骨”的一个证明。这说明“勇”是硬气的,是刚强的。这也与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相一致,面对困难不屈不挠。

  可实际情况是,“勇”的传承在现代社会面临断层,这就使得现代社会的精神面临一定的危机。

  -现代社会解决“勇”的方法

  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对策,保证“勇”的精神在现代得到传承与发扬,以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和精神危机,传承“勇”的深层次内涵,发扬“勇”的精神。

  首先,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复兴国学,将国学的观念与思想深入人心。当大家都了解国学的时候,国学所蕴含的深层次精神内核就会被大众所接受。作为国学中的重镇,“勇”所蕴含的刚强刚硬的精神就会被人们所吸收。古人尚武,尚武的深层含义就是崇拜“勇”所散发的气场。

  其次,可以利用各种形式去宣传“勇”,是人们“知勇,学勇,用勇”。社会大风气的转变才会导致个体的变化,从而使得见义勇为之人增多,使得人们内心都有一股“勇气”。

  再次,要以各种方式、不拘一格地激励“勇”。对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等彰显“勇”的壮举,不管当事人是否受到人身伤害,党和政府、企事业单位乃至全社会都要给予比较可观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让“勇士”流血流汗不流泪,使英雄不吃亏,激励更多人见义勇为,让“尚勇”成为社会道德的新时尚。

  最后,“勇”的复兴和传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我们必须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并且应该从孩子做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之“勇”作为一种已经默化的人格品质,深深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液中,指导着人格的形成、实践的遵行。研究“勇”的意蕴,有助于系统深刻地描述“勇”的精神面貌,立体化地展现“勇”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有助于光大“勇”的德性精神,为现代人格的养成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道德保障,让中国精神涤尽铅华后重新歌唱。

  (齐三平,少将军衔,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历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总政干部部培训局长等职。)

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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