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里，艺术如同一颗钻石一般灿烂光辉，而艺术在中国，这颗钻石经过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打磨，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血脉，由此，她便以中国精神昂首挺立、卓而不群，这其中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莫过于书法。
把交流思想，沟通人们情感的工具，把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演进成为艺术，从商周时代刻在龟甲，铸在青铜器上，后来又刻在石头上，装饰在砖瓦建筑上，写在竹帛木片上，历经千余年成为中国所独有的艺术，我们不能不惊叹这伟大的创造，我们不能不为此而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今天，书法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书法走进千家万户，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的喜爱并不亚于一个大学教授，在农村，几乎每一家的门楣和院落，都肯定少不了书法的点缀，以书法美化生活，可以说是千家万户所必需的。可以认为，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农夫对书法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别，但二者对书法的热情却是相同的。在城市里，街道上大大小小的餐馆，也时常可看到悬挂着的书法作品，这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附庸风雅,是老板们炫耀自己懂一点文化,而的确是如果没有这个，似乎是某种心灵的缺失。由此可见，作为艺术之一的书法，不仅在中国走进了千家万户，甚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什么艺术能够如此这般，还真不好说。
所以，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书法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和打动人心呢？我认为首先应当对书法作一个合理的定义：
书法是以文字为载体，并以点画的线质及应和人的心理构成为目的的艺术。
人们常说“书画同源”。但书法与绘画相比，绘画有山水、人物、花鸟等客观描绘的对象存在，书法没有客观形象。然而，书法的线质却能引发人们对自然的丰富联想，如林语堂先生论书法时有颇为精彩的描述：“狮首如飞白，象蹄有隶意，牛足似八分，麋鹿似小楷，斗蛇成奇草”。再如古人观赏书法时联想到“高山坠石”、“万岁枯藤”、“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等等，故书法之美是裁成万象而呈现意象的大美，它独到的丰富的内涵肯定和汉字的创造相关联。因此这便不能不追寻到许慎的“六书”之说，即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其中象形就是借自然界事物的模样创造文字，还有上古时人们看到鸟的爪印受到启发，创造文字的传说，这些都是说最初的文字与自然界的关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认为，文字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必须删繁就简趋于符号化，而且把符号化的文字在“写”的千载传承中演化成艺术，是主观性极强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大智慧的创造。
那么，书法是如何被“写”成艺术的呢？这中间最关键的角色便是毛笔。毛笔的构造非常简单，一根竹管，前头扎一撮兽毛成锥状而已，二者一刚一柔的结合，恰好符合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原理。于是，变化多端、奥妙莫测的线质就在如此简单的工具下产生了。那么，怎样的线质才是美的呢？在长久的实践中，发现驾驭好这简单的工具并不简单。要写出如“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那样的线质，就要讲究“笔法”。行笔主中锋，应藏头护尾，无往不复、无垂不缩，还有蚕头燕尾，悬针垂露、永字八法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线质之丰富性，点、画、撇、捺、钩均须一定造型美。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笔画必须一次性完成，即绝不允许反复描摹。而反复描摹的线质之所以不美，是破坏了只有一次性的线质才是生动的特性。这一点，很象我们观赏花样滑冰，当运动员摔倒重新完成原先那个动作时，则会严重影响欣赏的兴致。可见，中国书法的线质同样具有时间和运动的不可逆性。理解了这个重要问题，就自然而然能够理解，为什么唐代草书大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后，书法有了很大长进。连贯、流畅，不犹豫、不呆滞、富有节奏、刚柔相济，这些音乐舞蹈的元素可以转化为书法线质的“心电图”。
再一点就是点画之关系，通常谓之结构、章法。一个字，一篇字美与否，取决于是否应和人的心理构成。杂乱无章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人的心律是整齐的、规律的。噪音之令人恐慌，也是因为它不应和人的心律，人的生理本就无法接受杂乱的东西。
中国书法讲究乱而不乱，齐而不齐。即求灵活而不紊乱，整齐而不呆板。古人论书有所谓“担夫争道”之说，矛盾的焦点是“争”，但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让”。故“争”是手段，“让”是目的，很象故事情节，有矛盾才吸引人，制造悬念。一篇书法(尤其是草书)，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争让得宜，才能团成一个整体。整篇望去，那虚实黑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赏心悦目。
中国书法就是以这些元素，好象音乐的七个音节一样，吟咏着变化无穷的旋律，吟放出中国精神。
(郑幼生，笔名郑楷，中国书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副会长，终南印社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