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西凤酒将“中国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根基，作为立业立人之本，这种秀出班行的眼光，必将给企业带来“多文为富”的效益。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文化特征。它具有民族价值性、社会基础性、精神主导性、持续继承性和时代演进性的特征。它是衡量国家的综合国力、企业的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三，但文化软实力——中国精神亟待提升。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中国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的精神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举一个例子，陕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影片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中国精神的要义我以为是——
首先，中国精神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就是天人合一之学；从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就是人际和谐之学；从人的身与心(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看，就是身心(形神)平衡之学；从人的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关系看，就是内圣外王之学；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看，就是知行合一之学；从经典原著与思想体系的关系看，就是经典诠释之学。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面的文化，而是一个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系统，有些如古代的人殉制度、炮烙制度、凌迟制度、以及一夫多妻多妾制、妇女裹小脚和男人留长辫等等，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残酷落后愚昧的内容，经过历史的选择，这类腐朽落后的内容被历史淘汰了；有的经过现代改造，被现代社会所借鉴所利用，如高考制度，高考制度就是隋唐以来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延续，这种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有了一个基本公平的竞争机会。当然，以上都还是“器”的层面，也就是物质的层面、制度的层面，最难判断的还是“道”的层面，也就是思想的层面，观念的层面。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提出过抽象继承法：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区分为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就具体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有关，因此应当抛弃，就抽象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无关，因此应当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谐和万邦、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
可见，华山论剑中国精神决不是简单的复古。我们需要的，是要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中，汲取那些穿越时空、恒久生辉的伟大精神，并在21世纪的今天努力实践和弘扬这些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精神有如下八要义：
一、包容博大的精神。中国精神是开放的精神，是海纳百川的精神。中国精神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包容并融合外来文化。今天的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融合，也是中国精神开放兼容的一个具体体现。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不久即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印度人释迦牟尼甚至加入了中国国籍。近当代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包容，甚至成了西方思想的试验田，也是中国精神开放的体现。
二、“天下大同”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谓“孔子贵仁”“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现的都是中华民族重视天下的和谐和相互友爱而非互相的对抗或欺凌弱小。今天我们又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
三、自肯自信的精神。中国精神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可以“参天地化育万物”，这是什么样顶天立地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当仁不让于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都是这种自信自肯的风骨的体现。在古代，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士，对皇帝犯颜直谏而不怕牺牲自己，也是这种不顾一切服膺真理的精神体现。在教育中，面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更是有“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勘传授”的精严要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总是义无反顾站出来，不怕牺牲自己，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近代的中国，我们也见证了这样的历史。我们的《国歌》的旋律，就是这种精神的感人体现。抗震救灾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也是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四、严于律己、修养不止的精神。“吾日三省吾身”，“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都是古往今来真正精进的中国人不断修养自身以止于至善的表现。实践证明，在这种自我修养的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就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优美的时代。
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伟大精神，并不只是口头的标榜，而是古往今来无数的中华时代的精神。“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时新的精神体现。时新，意味着以开放的心面对当下的世界，进行适应当下、造福群生的创造。中华文化的开放、融合，就是时新的表现。今天我们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口号，是与中华文明的时新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化开放和时新精神最突出的宋代，经济、社会、科技、医药等各个领域里的创造层出不穷。即使在清朝前期，中国也保持着时新的心态。康熙当年也乐于学习西洋的技术，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就成为当时国家天文气象局局长(钦天监监正)。清朝中叶中国开始败落，正是丢掉了开放和时新的精神，走上骄傲自大、因循守旧之路而导致的。
六、以民为本的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唐朝的李世民就说过：“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进入现代的中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也体现了中国精神的这一要义。
七、“人无信而不立”的诚信精神。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良性运作的道德基础。在中国精神看来，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业之本、立国之本。个人诚信需要长期而严格的道德操练，要将诚信内化为个人品质。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弘扬中国精神，应让失信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社会才得以良性发展。
八、“忧道不忧贫”的精神。“道”是可以靠个人努力求得的，一个人只要肯于修德，并坚持不懈，就有望在“道业”上有所成就，正所谓“吾思仁，则仁至矣”；而贫富穷达则属于个人境遇，是外在的，非个人之力所能控制，必须因缘际会才能达成。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道”以及“道”的衍生物“德”都具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特点，所以应该去求。而贫富穷达之类的个人际遇，则属于“求无益于得”的范畴，这类事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也要遵守“道”，至于能否得到，那还要看主客观环境，不是个人所能掌控的。
中国精神让人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可控的“求道”之上，做个“忧道不忧贫”的君子。“君子固穷”的回答很冷酷。对于子路这样对道德抱有那么大信仰的人，不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子路对道德的有效性抱有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迷信。所以孔子要彻底打破他的迷信：你认为做个君子就能处处行得通，到处受欢迎？错了！恰恰相反，君子正因为讲道德、讲原则，追求进取却又有所不为，所以反倒是常常被制掣肘，时时被壅阻的。
是要一次高尚的失败，还是要一种下流的“成功”？是保有人格尊严而失败，还是丧失人格得“成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不是真理与正义庇护我们，而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
(范咏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1970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十四军学员、干事，《解放军文艺》编辑，总政治部文化部干事，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学员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现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领导成员，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