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怪圈循环多年

　　事实上，对于姜生产链条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姜、蒜这类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一个难猜的谜。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已多次在暴涨暴跌间轮回。

　　在安丘，1996年，姜的收购价曾达到过10元每斤的天价；2004、2005年，生姜的收购价在2元/斤左右，姜农获利稍丰；2006年，生姜价格大滑坡，收购价最低跌到了0.4元/斤。大蒜的情形与此类似，去年蒜价曾跌到几分钱一斤，到了近日，菜市场上的蒜价暴涨到了8元一斤。

　　事实上，左右这些农副产品价格的，除了人为炒作外，主要有三点：一是金融危机、贸易壁垒等国际政治因素，二是天灾等自然因素，三是作物的种植面积。前两者，发生概率较小；第三个因素最为关键，也最能影响价格——通常而言，某种农副产品猛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大面积的扩种，从而导致其价格在次年猛跌。猛跌过后，则是大面积的缩减种植面积，为新一轮的暴涨奠定了基础。

　　每一轮的暴涨暴跌，最终都能传导到赶牛路村。

　　好的故事是，看到姜价暴跌，一个姜农封了姜窖外出打工。2年后姜价暴涨，他回家打开姜窖发了一笔；不好的故事则是，看到一推车大蒜只卖几块钱，张其禄的邻居一气之下将蒜拉回家。大蒜在常温下存放会变味。最终，难以忍受大蒜在院内的异味，他又花了100多元请邻居帮忙把蒜扔到村外。

　　“蒜疯子，姜傻子”，这是用来形容交易市场上蒜姜价格不稳定，且无规律可循的一句民间谚语。

　　在蒜姜交易环节闯荡15年的程秀荣说，她所在的新发地市场，经常有人看不准而血本无归。她的记忆里，最近离开新发地的是一个叫“老孟”的人——上一轮姜价疯涨时，他认为姜价还要涨，囤了一批姜。很快，市场内哗啦啦多了十几车姜。越拖价格越低，舍不得卖的他最终赔了一大笔。

　　这一轮的蒜价上涨，刘继升也动了心思。蒜价两块多时，他筹了一笔钱打算入手。按经验，当时蒜的水分还未晾干，他等了一段时间。蒜价很快冲到3元多，他不敢接手。此后，蒜价疯涨到5块多。

　　时至今日，刘继升并不后悔。他说，他只赚该赚的钱——在他这个圈子里，上一轮蒜价疯涨疯落的过程中，有人贷款买了一批大蒜，蒜价暴跌后，支付不起冷库费，只好自杀了账。

　　每年4月，张其禄都需要作出一年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是否种姜？种多大面积的姜？

　　多数时候，在反复打听后，张其禄这些赶牛路村人还是和往年一样，把自己能种姜的地里都种上了姜。他们认为，姜价“好三年、坏三年，不死不活又三年”。“也许是好的那三年呢。再不济，我还有姜窖可放。比种别的菜强一些。”

　　未来：姜价涨跌难测

　　张其禄的小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卖电脑。遇到和他儿子一起打工的人回北京，张其禄想给儿子捎一些姜过去。他说：“儿子赚钱不易，北京的姜价那么贵，自家有种，花钱买多心疼！”

　　平时非常节俭的张其禄，有时也会很大方。在附近的村庄内，他是有名的“姜医生”。为了寻找致病的姜瘟真菌，他先买了一个1000多元的电子显微镜，后又买了一个价值5000多元的。这是他房间内最贵重的一个电子设备。

　　姜田是他的宝贝。为了解决多年重复种植生姜给土地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懂外文的他，第一个引进了外国的有益菌，用生物的方法来抑制姜瘟。

　　每天早晚，张其禄都会来到自己的姜田内，除草或找虫子。再过两个月，他精心照料的新姜就会丰收。这一次卖不卖鲜姜，是他目前最头疼的一个难题。

　　每天早晚，刘继升也要到冷库前看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中学毕业后，刘继升跟着父亲到北京卖姜。其间，他睡过菜市场，也开过长途大货车。而今，他成了安丘地区最大的生姜批发商之一。

　　女儿读大学时，他为其选择了报关专业，他希望女儿将来能帮助他把姜的生意做得更远。在他的计划里，他还想做一些姜的深加工项目。“姜有时会滞销，这时候做做深加工，也许有出路。”

　　程秀荣是刘继升合作多年的老搭档。2009年，她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回忆起小时候在麦地里套种生姜时被扎破脸的日子，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

　　“姜价涨了一大截，我们这些中间商其实最担心。姜贵了，别人可以不吃姜；姜农可以不种姜。我们不能不干这个。”程秀荣说。

　　她起初拒绝接受采访。她认为，一些听风就是雨、不负责任的报道，助长了炒作的歪风，“大蒜、辣椒都是这么炒起来的”——她的一个朋友没有赶上炒蒜，后来听媒体忽悠说有人炒辣椒。于是，拿出钱来开炒，最终被深套，“害人害己”。

　　未来几个月的姜价，是涨还是落？

　　张其禄和刘继升意见相左；程秀荣和丈夫的意见也相左。刘继升和程秀荣的丈夫认为，姜价还会涨得更高一些，而张其禄和程秀荣认为，姜价很快就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