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校门
位于延安的抗大纪念馆 华商报记者 胡志勇 摄
1937年1月抗大迁址延安,全体教职员合影 新华社发
抗大学生在上课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抗大三期毕业证章
5月18日,华商报推出的“追寻陕西抗战遗迹,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大型行走活动启程,之后七天时间,“遗迹寻访团”从西安一路北上,寻访洛川会议纪念馆旧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晋陕绥抗日司令部旧址等,重温当年全民族、全陕西金戈铁马、抗击日寇、重整河山的艰苦而伟大的历程。
第一路寻访活动于5月24日结束,第二路寻访将于6月1日启动,这期间,我们将回顾寻访过的一些地方,补充一些珍贵史料,以期尽量完整地再现当初那段历史。
今日,为您推出《抗大:80年前中国“最贫寒”的大学》。这所学校创建之初,谁也想不到,1949年,从这里走出的诸多教师、学生,竟然站在了天安门的城楼,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这首抗大校歌,当时的风靡程度不亚于后来的《黄河大合唱》。它的词曲作者分别是凯丰和吕骥。凯丰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而吕骥则是一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职业音乐人。
早在1931年,吕骥就在上海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参加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和聂耳等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歌咏创作。1937年10月下旬抵达延安,成为走进延安的第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被分配至抗大担任音乐工作。
当年11月初的一天,延安已经进入隆冬,嗖嗖的北风在窑洞里横冲直撞,中宣部的朱光找到吕骥,拿着凯丰写的歌词,交给他一项任务:为抗大校歌谱曲。
只用了两天时间,曲子就谱出来了。曲子交给凯丰和当时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两天后,吕骥突然发现,抗大的学生已经开始唱这首歌了。很快,这首歌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抗大吸引青年、扩大招生的一个“活广告”。
“争抢”全国青年知识分子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又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现存一些抗大招生广告显示,当时抗大招生条件非常宽松,只需“愿意抗日救国;年龄在18-28岁;高小及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据曾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招生的王邦屏回忆,“1938年五六月间,我们每人每天接谈大约七八十人。投靠的学生、青年络绎不绝”,“根据中央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的指示而放宽了尺度,基本采取了来者不拒的政策”。当时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认为“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取得主动权,谁就能取得胜利”。
“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里有思想的自由,听说过去墙报里说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这是1938年7月,针对抗大学员来源复杂、问题不断的现状,毛泽东特地对全校教职学员作的一场题为《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部分内容。这个讲话当时在抗大产生了强烈反响。
“抢”学生与“留”老师密不可分。曾在抗大担任教员的杜平斋在《抗大任教十年》里写到一个细节,“我的近视眼镜打碎了,组织上就托人到敌占区济南给我配了一副眼镜……我非常感动,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
开国上将李志民在回忆录《革命熔炉》里这样评价抗大:“当年抗大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于是,华侨、留学生、名门之后、外国人也陆续慕名而来。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儿子黄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冯玉祥的侄儿冯文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日本反战同盟的吉田太郎、华侨青年林有声、陈明……都先后进入抗大,成为其中一员。
因此,当时办学条件最差的抗大,获得与西点军校等齐名的声誉。华北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曾叹,“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杀猪打狼宰牛,姑娘胜似男子汉
当年的抗大,有很多特色群体,比如将军班、特科班等,最具特色之一的当属“女生队”。
1937年10月,由于国共合作,在周恩来的交涉下,一位年轻的女将领从南京的“反省院”释放回到延安。不久,她就变身为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成为一名大学干部。她就是被誉为“没有授衔的女将军”张琴秋。抗大女生队组建不久,七八百人,层次不齐,在张琴秋的带领下迅速成长。
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来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的苏风回忆,女生队大多来自国统区和敌后,绝大多数都能识文断字,文化素质较高。苏风曾撰文道:“日本飞机也经常对延安进行轰炸。一次,我队一名学生被炸得血肉横飞……”虽然是女生,可在那种环境磨砺下,不比男的差。抗大七分校女生队当时就流行一句打油诗:姑娘胜似男子汉,样样活路都能干。按照今天的流行语来看好比是“女汉子”。据学员后来回忆,该分校的女生队成员,不仅学会了杀猪,还学会了打狼、宰牛。
山西晋城党史网登载了一些当年抗大学员在抗大一分校的回忆文章,其中就有习仲勋夫人齐心在抗大的经历。1939年3月18日,齐心在姐姐齐云陪同下,来到晋东南屯留故县村的一分校处报名学习。齐心先后在抗大从事解说员、通信员、文书等工作。
一篇题为《齐云齐心姐妹在晋东南》的文章中写道:“由于敌人的进攻,抗大一分校由屯留转战到太行根据地南部的长治县、壶关、平顺、陵川一带活动。齐心至今清楚地记得,长治县西火镇是一个盆地,一个很大的镇子。他们到达西火镇的时候,召集群众开大会,突然有一梭子机关枪声响了起来,通信员报告说发现敌情,大家就开始突围,正字架着砖头煮的饭也没来得及吃。敌人的火力非常密集,在当地驻军部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教育方法强调少而精,多集体讨论
从1936年到1945年,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并在全国创建了12所分校;前后培养了十多万军政人才,大多日后担任党政军要职;数位元帅和大将在抗大学习或工作过。
从军事将领方面而言,抗大培养出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一大批解放军将军都是从抗大走出的。
从高等教育方面而言,抗大成为日后军事院校、大学的前身,最著名的就是国防大学,另外诸如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学院等。
80年之后,这所当时中国最贫寒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仍对当下中国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开国上将李志民和教员杜平斋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了一些教育理念,比如“教育方法上强调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灌输式、填鸭式死记硬背的教条主义”。
曾任抗大教员、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高存信回忆当时的讲课情形,讲到军事地形学时,面对学员看着复杂的地图一脸茫然,他创新了教学方法,专门找来大萝卜讲课。一会儿用萝卜的横断面来讲解地图上的曲线,一会儿把萝卜切片来讲解“等高线”。
还有很多教员在讲课时,更多采用大家集体讨论、各抒己见,然后分析判断的方式,充分激发每个学员的积极性。当时的教室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土窑洞里或站或蹲,山沟沟里席地而坐,一边劳动一边讨论、一边行军一边学习……
杜平斋曾详细描述了当年的教学经历:“教员在每课的教学过程中始终和同学在一起,课后出讨论题并亲自参加同学的讨论”。曾于1944年5月到抗大一分校第四期学习的陈炳武后来回忆,“不管是队的领导干部,还是学员,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不分彼此”。
“宽进严出”,不少人适应不了被“淘汰”
当时的抗大,在人才选用上也不拘一格,有的是跑来当学员的结果却成了教员,有的一边学习当学生一边授课当老师,不问年龄、资历,只要有一技之长为我所用,就可以当老师。这固然有当时条件艰苦、人才匮乏的客观原因,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理念并非一时兴起。
纵观抗大,其实行的是“宽进严出”。尽管,当时抗大招生条件很宽松,基本来者不拒,不过一旦进入抗大,优胜劣汰的机制就高速运转,吃得了苦、跟得上节奏的才能顺利毕业,其中不少人因为适应不了抗大的学习、生活而被“淘汰”。
另外,抗大在教学上之所以始终反对填鸭模式,把互动、碰撞、讨论作为教学常态。是因为,认为填鸭式、灌输式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只是死记硬背的书呆子,纸上谈兵可以,一遇到实践问题就两眼一抹黑。这一方面是由当时艰难的时局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尊重规律、尊重教育的必然。
抗大对当下中国更多的启示
如今,有不少研究者在极力挖掘抗大的价值,有人提出了“抗大办学理念对当代军校教育的启示”、“抗大办学特色以及对成人教育的启示”、“抗大对当下党政机关干部继续教育的启示”。
对创新的启示。抗大的创新从多个方面可以显现,比如力求打造民主平等、兼容并包的氛围,比如不拘一格地提拔教员,比如教学模式追求“过程与结果统一”,比如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教师重于行政。这些措施激活了教师、学生这两大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等。
抗大经验的宝贵之处在于,对当下社会创新也很有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都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与历史机遇并存,抱残守缺与开拓进取同在。如何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不断催生先进的理念、科技乃至制度、文化,需要每个人释放出活力,这就需要为种种创新创造一个自由包容的、公平平等的氛围,从法律上、制度上予以保障。一旦大的生态和谐了,每个个体才会不断释放出超越既往的能量,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中获得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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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一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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