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博大精深。在漫长的文化史当中，中国文人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首历史上被人公认景仰的文艺名家，大都做到艺术与人品的二者统一。如屈原、白居易、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鲁迅等人。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谈到最多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谓良知，即要知耻、知愧、知恩。而我则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除了在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领域上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还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样就有了名家与大家之分。像齐白石、梅兰芳、萧军就属于大家，而周作人、张爱玲、张恨水等人则属于名家。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坛，特别是文艺评论界，就特别缺少华山论剑式的中国精神。
最近，关于文艺评论的话题又多了起来。最为关注的是上海为了加强文艺评论而增设了“文艺评论奖励基金”，其核心是提高文艺评论的稿酬。在这之前，上海还曾因给《上海文学》《收获》杂志增加稿酬而引起文坛的骚动。之后，北京的《人民文学》和《十月》等文学刊物陆续紧跟其上，大幅度的提高了稿酬。一时间，“提高稿酬”成为写作者和出版者的热门话题。
关于提高文艺作品稿酬不是什么新话题，在十几前就被许多作家呼吁过，甚至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还被很多代表、委员写进了议案、提案，终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一拖再拖。我们在此真的不能埋怨或批评所谓的主管部门，可以想见，让谁制定这个政策都是棘手的事。比如，新闻稿件的标准是多少，是按千字计算，还是按文章影响力大小计算？散文和杂文的稿酬怎么计算，有人认为杂文难写，应该多给稿酬，而有的作者就不同意，说散文容易写，那为什么名篇越来越少？新诗和旧体诗也是如此，很难分清伯仲。最难把握的是作词作曲，还有编剧。请问一首歌词多少钱，二十行一百元咋样？好了，如果按这个计算，那为一首歌谱曲多少钱，五百元，还是一千元？当下，有好多的作家都热衷于写电视剧。大家都明白，写电视剧很赚钱。但问题是，谁来给电视剧剧本定稿酬？一集电视剧一般一万五千字，若安千字五百元计算，则一集为七千五百元。实际上，金牌编剧一集一般都在八万以上，即使差些的也要两三万。差距如此之大，你让主管部门怎么定标准？
多年前，针对散文写作的如火如荼，我曾经撰文说“散文进入了商业化写作时代”。现在，面对越来越盛的稿酬大战，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进入了商业化写作时代呢？其实，不光是在文学界，在学术界的商业化写作早已是众人皆知的诟病。目前的学术期刊，还有几家不是靠收取论文费过着脑满肠肥的日子呢？
回到文艺评论这个话题。众所周知，文艺评论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最实用的利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涌现出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直成为指导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应该说，除了“文革十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体上是自觉的执行和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的。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的文艺批评得到了空前的热烈和繁荣，不仅为发展文艺创作，而且为我们国家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的文艺评论曾一度失语，甚至成为粉饰文艺创作的装饰品。结果是，既不利于文艺创作，也失去了文艺评论该有的地位。我们过去不是总是说有作为才会有地位吗？既然文艺评论没有了批评与争鸣，那它何谈自己的地位呢？
要搞好文艺批评，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问题。文艺批评。也是文艺创作。作为从事文艺批评的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体系，同时还要有独立的人格与职业操守。在艺术规律面前，人人平等，既不唯上，也不唯权，更不为利，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公正的作品。同时，作为文艺批评的载体，报纸或刊物，以及新兴的媒体，也应该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坚持发表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作品。我以为，作为一个职业的从事文艺批评的人，要坚持自己花钱买票买书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从本我出发，客观的去看文艺作品。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文艺批评家，他在写作时，其写作初衷绝不是为了稿酬，而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作品而有所感所想所思，于是用文字把自己的想法真实的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提供给社会去参考。
第二，是坚持什么样的道德问题。文艺批评，主要是艺术观点的体现。艺术与道德，本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一个正直、独立的文艺批评家不存在道德的虚伪问题。解放前，有很多小报记者，专门爱采访名人的花边新闻，以求哗众取宠，被人关注，这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当下，也有一些文艺批评家，喜欢“酷评”——即不从艺术规律建设性的批评出发，专门挑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恨不得将写作对象一棍子打死，这种批评通常是只对人而不对作品。这就难免引起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矛盾。这种文艺的批评方式自然也属于不道德。还有一种批评，批评者天生对被批评者就带有一种偏见，不论其作品好坏，一味的加以否定，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加以否定。这种没有客观评判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不道德。当然，被人指使，拉帮结派式的批评就更加的不道德。
第三，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问题。文艺批评，作为文艺体裁的样式，一旦发表，就具有了商品属性。既然是商品之一种，自然就会有价格。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商品品质的优劣尤其市场的供需空间。如果按字数制定稿酬标准，这不难。但问题是，文艺批评具有特殊性。尤其是在当下，文艺批评直接影响作者和作品的荣誉、职称、提升以及收视率、发行量，最终是作者的利润。既然批评家明白了这一点，那他的评论就很难做到不与被批评者的作品捆绑在一起，同时被批评者也心甘情愿的做风险投资，如果是政府出钱买单，那么，不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零风险。而风险在哪里呢？当然是读者和观众。聪明的读者和观众毕竟是少数，他们很容易被专家忽悠。圈里人都知道，如今写评论是把写作当成活儿来干。人们一般不问作品内容，而先问字数、集数，审读者看文字和影响是可以量化的。据我所知，文学作品通常是这样的标准：二十万字三千元，三十万字五千元。而美术评论则是三五千到三五万不等，主要看批评者的身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浅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政府主管部门给文艺批评提供鼓励、扶持、奖励基金的办法，用以提高稿酬，显然是杯水车薪，不过是表明对艺术批评的一个态度而已。
作为一个从事文艺批评的作者，我觉得政府主管部门能主动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以扶持、鼓励文艺批评的出发点是积极的善良的，也是必要的。而要真正的改善和改进文艺批评，光靠物质刺激和经济挂帅是不行的，它必须在尊重文艺批评家的劳动价值的同时，自觉的提倡和号召广大的文艺批评家要尊重艺术规律，保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用自己的学识与思想来赢得自身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文艺批评家才能真正的问心无愧的做到多劳多得，为社会所尊重和敬仰。
我真希望有一天，文艺界重新能出现春秋诸子百家争鸣、华山论剑、武当争锋的局面。前几年，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不知道别人看后怎样，我看后是心潮澎湃、激荡起伏的。去年5月，我在出席岱山海洋节散文大赛颁奖活动后，就曾以中国散文学会的名义发出倡议：要创立我们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学。如果我们忽视了海洋，别人就会对你百般算计，厚颜无耻，无理取闹，强取豪夺。今天的中国，必须学会对世界说“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形象。不妨，从我们的文艺评论开始吧。
(红孩，中国当代有广泛影响的青年散文家、文艺批评家，曾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文艺评论集《拍案文坛》多部，现担任致公党中央文化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秘书长、中国文化报文艺副刊部主任。)
